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作者:魔鬼教官
也许是因为地缘接近之故，议会民主制度的情形，在中国大陆的电视观众那里，看到的总是东亚地区民主制下的议会，而有关的电视新闻，几乎总是议会发生肢体冲突事件这类固定节目。动辄发生肢体冲突，甚至是数十人群殴的闹剧，与西方国家议会总是一副彬彬有礼场景相成的鲜明对比，在很多人看来，可算做非西方社会，或者亚洲民族不适合搞民主的一个证据。——毕竟日本战后搞完全彻底的民主制已长达60年还是如此。而2004年台湾大选枪击案及其后的大游行，亦在不少曾经鼓吹西方民主制的人那里，成为中国人还是不能搞民主的一个论据，譬如在美国的林达，譬如在日本的林思云。
贵族和会与街头运动
为什么东亚周边地区的议会总是无法像西方人那样保持一种克制和礼仪程序？是民族和文化的不同么？从东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源头进行对比，或许是可发现这种草根表现与贵族绅士表现异同的原因所在。
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长期的渐进过程，追溯其历史，可从贵族对王权的限制开始，由贵族之间的临时和会逐渐变成定期的会议，再到贵族一会。议会一开始就是贵族之间的事情，非贵族议员进入议会，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了，而且，民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财产、受教育程度、年龄上的限制是逐渐放开的，在最发达的英、法等国，女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在二十世纪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的。
故西方的议会政治生活习惯，一开始就带上了鲜明的贵族色彩。即使贵族之间有激烈的观点冲突，也会在上流社会追求的风度中被特定仪式化解而不会发生激烈冲突。譬如英国议会，议员之间的辩论，被安排为议员各自向议长的陈述，而非议员之间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在民主权利逐渐扩大时，议会的贵族习惯被逐渐保留下来。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民主的诞生不是自身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受西方影响的观念产物，是观念先于历史传统的。它往往是起自街头的民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大众参与式而非精英参与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尝试民主制度，就很难重复西方渐进的历史，会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这种源自街头政治的民主，暴力色彩是其天然特征。议会自然会带有这种强烈的街头暴力气质。韩国国会议员任钟皙在2005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介绍，他不但在议会中参与过群殴，还闹过绝食——这显然带有当年鲜明的街头革命色彩。当然，选民不但认可，还认为这是在为他们代言。更极端的，是在日本源自“草莽崛起”而成功的明治维新时代，既然吵架吵得不耐烦，则暗杀未必不是非主流政治主张者“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实在觉得不可容忍了，找上几个志士，坐在一起撕了乌贼下酒，一发喊就在半路上把某看不过眼的“国贼”当街砍了。
在议会中群殴、绝食，可能这在大陆观众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匪夷所思，但这在日本、韩国、台湾却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因为他们的民主历史就是这么一路打打杀杀走过来的。
草根与执政能力
没有人一开始天然就具有完备成熟的政治能力，街头政治运动的领袖当然不会在议会中迅速成为熟练的政客，同样，在一个全然缺乏议会传统的社会尝试议会民主，一开始很容易就带有过家家似的游戏色彩，并不值得奇怪。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考察欧洲各国的制度后，认为议会制度对日本是个不坏的东西，遂在将封建制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同时，开始了在基层搞议会制的尝试。不过，维新领袖曾预计，基层议会县府会必然会首先吸引地方乡绅、地主参与其中，然而，这些传统社会的精英、“主流人士”一开始完全对议会不感冒，真正对此敏感热情的，倒是那些刚刚在大城市受了西学影响的年轻人，尤其是民权人士。
但问题是，这些人既无个人实在的阶层利益主张，也无一定的利益代表性，狂热的政治热情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搅局式的政治参与，其狂热的民粹主义举动一开始就把府县会搞得乱糟糟，甚至连对民主制度有最大期待与容忍的福泽喻吉都看不下去了。他在《藩阀寡人政府论》中这样评价：“府县厅在举办一项地方事业而把预算的议案交付府县会审议时，府县会总是一味削减预算，我行我素作出决议；而回头来看看府县的实际情况，府县会也看到，地方有道路、堤防的修筑事情，有学校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一年比一年缩小规模，更有甚者，不久以前，某地方府县会竟作出过不得开支一切地方费的决议。这可谓过分的极端。”
福泽喻吉时代，日本府县会还没有成为政党之争的所在，因为后来才出现了日本第一个全国性政党自由党，而且，在议会内形成打斗，须待议会真正成为权威立法机关，当时日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府县长官实在不耐烦了，可以解散府县会，当然，重新选举出的府县会基本还是原班人马。基层议会议员的构成变化在数十年后才出现。当时的日本府县会倒不发生肢体冲突，因为议员们主要是在街头忙着与警察、宪兵以及敌对主张者肢体冲突。
今天，不少人认为议员在议会程序中的野蛮幼稚表现，必然意味着政治能力低下的看法，实际上也多少是一种偏见。毕竟今天在这些草根气质浓厚的议会里，其议员多出身法学专业，参政议政能力与经常性的冲动并无必然联系。
即使是在1880年开始的日本基层议会，府县会的议员完全缺乏参政议政经验，表面上议会长期内耗式的“空转”在维新领袖们看来，当然起的几乎都是负面作用：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却在人民那里通不过。但它却成为社会剧烈变化带来激烈矛盾的一个“减压垡”，多少转移了维新政府直接面对的社会压力。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民主尝试带来的混乱，甲午战争前的李鸿章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国家公开的党同伐异，上下乱成一团，根本不可能对我团结一致的大清产生什么威胁。甚至，伊藤博文都与李鸿章有类似共识，即民权人士的活跃，使原本安静的日本社会充斥着迷乱的政治热情，即所谓的民心变坏了，不淳朴了。但他们都没想到，哪怕这种政治热情是不成熟的，但却使得日本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
草根式议会与贵族式议会无高下
受西方民主观念影响较深，认为议会日常政治生活当是温文尔雅的大陆知识分子，恐怕很难接受这种草根气息浓厚的议会政治生态，至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议会状态，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但实则未必尽然，因为日本议会政治历史已是如此久远，并未显示出有改弦更张的迹象。
今天，日本早已有所谓“族议员”的说法，即议员和政要往往是世代从政，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日本政要，无一例外都是世代政客，按照今天中国大陆暴发户第二代就可自称贵族的标准，日本族议员们早就是世代相承的传统贵族精英了。可惜的是，在日本议会，即便是世代相承的传统贵族精英议员们，也略无知耻收敛之意，互相之间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形似乎远多过彬彬有礼的日本国民。今天韩国、台湾的议员们多半还是街头冲突中走过来的第一代草根，要他们在有生之年改掉果敢坚决的习惯恐怕很难，第二代、第三代呢？按照日本的前例，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不妨这么概括西方议会与非西方后发民主国家的议会差别：前者的产床是贵族会议，后者的产床则是轰轰烈烈的广场革命。来自贵族会议的议会自然有着贵族温文尔雅的做派，来自广场革命的议会自然少不了广场革命后遗症的拳脚。如果说，今天后发民主社会中的议会群体冲突，难免有做秀嫌疑，但西方议会的贵族做派未必不是一种虚伪，谁比谁高下，实在很难说。但是，这种议会形成之初的气质会对日后产生强烈的影响。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也许是因为地缘接近之故，议会民主制度的情形，在中国大陆的电视观众那里，看到的总是东亚地区民主制下的议会，而有关的电视新闻，几乎总是议会发生肢体冲突事件这类固定节目。动辄发生肢体冲突，甚至是数十人群殴的闹剧，与西方国家议会总是一副彬彬有礼场景相成的鲜明对比，在很多人看来，可算做非西方社会，或者亚洲民族不适合搞民主的一个证据。——毕竟日本战后搞完全彻底的民主制已长达60年还是如此。而2004年台湾大选枪击案及其后的大游行，亦在不少曾经鼓吹西方民主制的人那里，成为中国人还是不能搞民主的一个论据，譬如在美国的林达，譬如在日本的林思云。
贵族和会与街头运动
为什么东亚周边地区的议会总是无法像西方人那样保持一种克制和礼仪程序？是民族和文化的不同么？从东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源头进行对比，或许是可发现这种草根表现与贵族绅士表现异同的原因所在。
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长期的渐进过程，追溯其历史，可从贵族对王权的限制开始，由贵族之间的临时和会逐渐变成定期的会议，再到贵族一会。议会一开始就是贵族之间的事情，非贵族议员进入议会，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了，而且，民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财产、受教育程度、年龄上的限制是逐渐放开的，在最发达的英、法等国，女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在二十世纪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的。
故西方的议会政治生活习惯，一开始就带上了鲜明的贵族色彩。即使贵族之间有激烈的观点冲突，也会在上流社会追求的风度中被特定仪式化解而不会发生激烈冲突。譬如英国议会，议员之间的辩论，被安排为议员各自向议长的陈述，而非议员之间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在民主权利逐渐扩大时，议会的贵族习惯被逐渐保留下来。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民主的诞生不是自身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受西方影响的观念产物，是观念先于历史传统的。它往往是起自街头的民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大众参与式而非精英参与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尝试民主制度，就很难重复西方渐进的历史，会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这种源自街头政治的民主，暴力色彩是其天然特征。议会自然会带有这种强烈的街头暴力气质。韩国国会议员任钟皙在2005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介绍，他不但在议会中参与过群殴，还闹过绝食——这显然带有当年鲜明的街头革命色彩。当然，选民不但认可，还认为这是在为他们代言。更极端的，是在日本源自“草莽崛起”而成功的明治维新时代，既然吵架吵得不耐烦，则暗杀未必不是非主流政治主张者“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实在觉得不可容忍了，找上几个志士，坐在一起撕了乌贼下酒，一发喊就在半路上把某看不过眼的“国贼”当街砍了。
在议会中群殴、绝食，可能这在大陆观众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匪夷所思，但这在日本、韩国、台湾却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因为他们的民主历史就是这么一路打打杀杀走过来的。
草根与执政能力
没有人一开始天然就具有完备成熟的政治能力，街头政治运动的领袖当然不会在议会中迅速成为熟练的政客，同样，在一个全然缺乏议会传统的社会尝试议会民主，一开始很容易就带有过家家似的游戏色彩，并不值得奇怪。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考察欧洲各国的制度后，认为议会制度对日本是个不坏的东西，遂在将封建制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同时，开始了在基层搞议会制的尝试。不过，维新领袖曾预计，基层议会县府会必然会首先吸引地方乡绅、地主参与其中，然而，这些传统社会的精英、“主流人士”一开始完全对议会不感冒，真正对此敏感热情的，倒是那些刚刚在大城市受了西学影响的年轻人，尤其是民权人士。
但问题是，这些人既无个人实在的阶层利益主张，也无一定的利益代表性，狂热的政治热情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搅局式的政治参与，其狂热的民粹主义举动一开始就把府县会搞得乱糟糟，甚至连对民主制度有最大期待与容忍的福泽喻吉都看不下去了。他在《藩阀寡人政府论》中这样评价：“府县厅在举办一项地方事业而把预算的议案交付府县会审议时，府县会总是一味削减预算，我行我素作出决议；而回头来看看府县的实际情况，府县会也看到，地方有道路、堤防的修筑事情，有学校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一年比一年缩小规模，更有甚者，不久以前，某地方府县会竟作出过不得开支一切地方费的决议。这可谓过分的极端。”
福泽喻吉时代，日本府县会还没有成为政党之争的所在，因为后来才出现了日本第一个全国性政党自由党，而且，在议会内形成打斗，须待议会真正成为权威立法机关，当时日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府县长官实在不耐烦了，可以解散府县会，当然，重新选举出的府县会基本还是原班人马。基层议会议员的构成变化在数十年后才出现。当时的日本府县会倒不发生肢体冲突，因为议员们主要是在街头忙着与警察、宪兵以及敌对主张者肢体冲突。
今天，不少人认为议员在议会程序中的野蛮幼稚表现，必然意味着政治能力低下的看法，实际上也多少是一种偏见。毕竟今天在这些草根气质浓厚的议会里，其议员多出身法学专业，参政议政能力与经常性的冲动并无必然联系。
即使是在1880年开始的日本基层议会，府县会的议员完全缺乏参政议政经验，表面上议会长期内耗式的“空转”在维新领袖们看来，当然起的几乎都是负面作用：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却在人民那里通不过。但它却成为社会剧烈变化带来激烈矛盾的一个“减压垡”，多少转移了维新政府直接面对的社会压力。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民主尝试带来的混乱，甲午战争前的李鸿章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国家公开的党同伐异，上下乱成一团，根本不可能对我团结一致的大清产生什么威胁。甚至，伊藤博文都与李鸿章有类似共识，即民权人士的活跃，使原本安静的日本社会充斥着迷乱的政治热情，即所谓的民心变坏了，不淳朴了。但他们都没想到，哪怕这种政治热情是不成熟的，但却使得日本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
草根式议会与贵族式议会无高下
受西方民主观念影响较深，认为议会日常政治生活当是温文尔雅的大陆知识分子，恐怕很难接受这种草根气息浓厚的议会政治生态，至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议会状态，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但实则未必尽然，因为日本议会政治历史已是如此久远，并未显示出有改弦更张的迹象。
今天，日本早已有所谓“族议员”的说法，即议员和政要往往是世代从政，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日本政要，无一例外都是世代政客，按照今天中国大陆暴发户第二代就可自称贵族的标准，日本族议员们早就是世代相承的传统贵族精英了。可惜的是，在日本议会，即便是世代相承的传统贵族精英议员们，也略无知耻收敛之意，互相之间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形似乎远多过彬彬有礼的日本国民。今天韩国、台湾的议员们多半还是街头冲突中走过来的第一代草根，要他们在有生之年改掉果敢坚决的习惯恐怕很难，第二代、第三代呢？按照日本的前例，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不妨这么概括西方议会与非西方后发民主国家的议会差别：前者的产床是贵族会议，后者的产床则是轰轰烈烈的广场革命。来自贵族会议的议会自然有着贵族温文尔雅的做派，来自广场革命的议会自然少不了广场革命后遗症的拳脚。如果说，今天后发民主社会中的议会群体冲突，难免有做秀嫌疑，但西方议会的贵族做派未必不是一种虚伪，谁比谁高下，实在很难说。但是，这种议会形成之初的气质会对日后产生强烈的影响。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