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识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列强就不再有动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识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列强就不再有动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