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美国女记者复仇记
·彭天波·
采访手记：劳拉忘不了１６年前射向父亲的那颗子弹，她时刻想着要报仇。但感人的是她复仇的方式，只有一个字：变——把邪恶和恐怖改变为善良。
她赢了。在这场人性与恐怖的较量中，人性赢了。
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样，劳拉也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塞进了耶路撒冷哭墙的墙缝里。纸上只有一个字，是劳拉决定的复仇方式。后来，劳拉告诉记者： “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疯狂和冒险，但我一定要试一试。”
父亲遇刺
１９８６年３月，耶路撒冷的冬天还没有过去，极端分子连续制造了几起枪杀旅游者的恐怖事件。遭遇枪击的有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枪手的手段残忍，总是冲着袭击目标的脑袋开枪。
第一个受害者正是劳拉的父亲戴维。那天，他正在逛耶路撒冷的自由市场，枪手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扣动了扳机。万幸的是，凶手的枪法太差，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戴维才死里逃生。但另外的４个遇袭者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都死了。
父亲遇袭的时候，劳拉还是个小姑娘，那颗子弹深深刺痛了她。找到凶手复仇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她的心里。劳拉大学毕业后成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她觉得该是为父亲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１９９８年，劳拉向报社请了假，同新婚的丈夫一起前往以色列调查。她在耶路撒冷的检察官那里查看了大量案件卷宗，最终锁定了约旦河西岸的小城卡兰第亚，卡地普一家在当地赫赫有名。
找到凶手
劳拉径直找上了门。英语夹杂着几句阿拉伯语，她介绍自己叫劳拉，是一个美国记者。卡地普一家人非常热情。女主人把劳拉让进客厅，递上咖啡和桔子水。拉着窗帘的屋里，光线很暗。三个半大孩子挤在沙发上，更小的一些则在地上爬来爬去。
通过交谈，劳拉知道女主人的小儿子奥马尔在２３岁那年因杀人入狱，目前正在服刑。“这就是他”，顺着女主人的手指，劳拉看到了墙上的照片。她第一次看到企图杀害父亲的凶手。
“他杀的是什么人？”劳拉问。
“自然是犹太人，”奥马尔的侄子抢着说，“是个特工。”
“我不敢肯定那个人是不是特工”，说话的是奥马尔的大哥，“反正他是美国纽约市的什么头。我们听说他做过有损于巴勒斯坦人的事情，不然的话，也不会选中他。”
“就在老城那里，脑门上开了一枪。”奥马尔的大哥接着说。“开完枪后，他就把枪抛向空中，枪也就落在市场了”，女主人补充说，大家都笑起来。
从奥马尔家人的口中，劳拉得知，当年的那个团伙共有２５名成员，年龄都在２０至３０岁之间。
“也许，他是被逼无奈”，母亲说。
“才不是，是他自愿的，他自己还牛气得很”，枪手的侄子说。
“他为什么那样做？”劳拉问。
“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像我弟弟那样去做。只要你当过５分钟的巴勒斯坦人，你就有同我们一样的感受”，大哥回答。
“那对受害者呢？”
“这不是个人恩怨。他们素昧平生。”劳拉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知道自己找到了目标。但是，为了像个“记者”，她只是埋头拼命记笔记。
劳拉先后多次采访这家人，对他们说她正在写本书，问能不能同奥马尔通信，了解一些情况。“这家人不知道我是犹太人，而且是受害人的女儿。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问过我什么”，劳拉说。
一来二去，劳拉成了常客，小孩子不再躲她，而是常坐在她的腿上。一个孕妇甚至说要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叫劳拉。另一个女人取下手上的一枚戒指送给她，说：“这是给你的，从现在起，你就是卡地普家族的一员了。”那一刻，劳拉感到特别的惶惑，几乎忘了自己是做什么来的了。
劳拉听他们描绘对生活的憧憬与梦想。他们对她说他们非常想念奥马尔。“ 有时候，他们给我说他小时候的故事，而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劳拉说道，“可是，听着听着，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就回到了现实：这是仇人的家啊”。
劳拉的努力没有白费，奥马尔的大哥答应做他们的信使，偷偷传递信件。
他们开始通信。她说她想写他的故事，让读者了解他，了解他为什么要枪杀一个犹太人。她对他说她见过他要杀的那个老人：那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失去了祖父母，并且这个老人喜欢和支持巴勒斯坦人，并把这一点教给孩子们。
起初，奥马尔辩解说他所做的一切是“用武力反对占领的行动的一部分”。他写道：“请明白，恐怖同我们所做的自我拯救是有天壤之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奥马尔说他同她一样喜欢英国文学，也喜欢大海的味道。他还说他正在害哮喘。劳拉慢慢觉出了一种变化：奥马尔对自己的行为流露出了懊悔。他曾在信中坦言：“当你靠近他们并了解他们以后，就会知道原来竟有这么大的不同。”
以德报怨
１９９９年，直面杀父仇人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在劳拉去哭墙许愿后不久，３６岁的奥马尔要求保外就医，劳拉在法庭上见到了他。
“他看起来病的并不重，也不那么邪恶，”劳拉回忆说，“样子文绉绉的，似乎很高傲，还不时拍其他犯人的肩膀。那种神态和举动让我担心：他是真的有悔过之意吗？他难道因为把枪对准我父亲而成了个英雄？”
稍许的犹豫没有改变劳拉的决定，她要求在法庭上发言。在此之前，她写给奥马尔一个便条，请他理解她过去的行为和她马上要做的。
而后，她站起来对法官说：“我来自美国。作为一个记者，我认识了他的家庭，通过他的家人，我了解了奥马尔。我对于这个案件的事实也许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奥马尔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了后悔。我同受害人交换了意见，受害人认为１３年的监禁已经足够了。”
法官打断了她，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在法庭发这样的言。随后，她说出了令奥马尔、他的家人以及法官都大吃一惊的话：“Ａｎｉｈａｂａｔｓｈｅｌｏ！”这是希伯来语，意思是：我是受害人的女儿！
劳拉说：“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复仇。这就是我要面对他的时候。”
她对法庭上的奥马尔说：在你的信中，你曾经答应我决不再伤害任何人。我相信你。现在，这是有关我们两个家庭的问题了。她对奥马尔解释说，她之所以欺骗他和他的家人，是因为：“我深深爱我的父亲。我们是善良的人，我们不是军事目标，你们不可以杀害我们。”
虽然她做了有利于奥马尔的证词，法庭依然裁决奥马尔在２０１０年以前不得保释。
动之以情
２００２年３月，就在以巴局势极为严峻的时候，劳拉和他的父亲来到耶路撒冷，拜访卡地普家族。
“我深感不安”，戴维说，“我在想：如果别人欺骗了我一年我该是个什么感觉。我肯定不喜欢那样。我以为他们会恨我。”
但是，卡地普一家热情接待了他们，拿出食物、饮料招待，还为老爷子装了一袋水烟。美国广播公司把会见的录像带给奥马尔看。在录像带中，劳拉的父亲对曾想杀害他的凶手说：你是个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你现在还年轻。尽管你在监狱中度过了这么多年，你依然还要面对生活。看了录像，奥马尔说：“我非常敬佩他。看着他，就像听我父亲说话一样。”
奥马尔还透露了枪击事件的许多细节，他称呼劳拉的父亲为“朋友”：“那是我平生射出的第一颗子弹，也是最后的一颗。”行动时他没什么具体的目标，只是胡乱选了个戴犹太帽子的人。
“我在监狱里的这些年，每天都在反思这些暴力。我不赞同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来争取权利，我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
奥马尔还对劳拉说，她选择了积极的方式来复仇，现在，她成功了。
劳拉在哭墙许的愿灵验了。她写的那一个字就是：变。劳拉说：“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要的。我多么愿意相信，世界上的邪恶和恐怖都能变成善的东西。” （环球时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彭天波·
采访手记：劳拉忘不了１６年前射向父亲的那颗子弹，她时刻想着要报仇。但感人的是她复仇的方式，只有一个字：变——把邪恶和恐怖改变为善良。
她赢了。在这场人性与恐怖的较量中，人性赢了。
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样，劳拉也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塞进了耶路撒冷哭墙的墙缝里。纸上只有一个字，是劳拉决定的复仇方式。后来，劳拉告诉记者： “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疯狂和冒险，但我一定要试一试。”
父亲遇刺
１９８６年３月，耶路撒冷的冬天还没有过去，极端分子连续制造了几起枪杀旅游者的恐怖事件。遭遇枪击的有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枪手的手段残忍，总是冲着袭击目标的脑袋开枪。
第一个受害者正是劳拉的父亲戴维。那天，他正在逛耶路撒冷的自由市场，枪手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扣动了扳机。万幸的是，凶手的枪法太差，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戴维才死里逃生。但另外的４个遇袭者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都死了。
父亲遇袭的时候，劳拉还是个小姑娘，那颗子弹深深刺痛了她。找到凶手复仇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她的心里。劳拉大学毕业后成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她觉得该是为父亲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１９９８年，劳拉向报社请了假，同新婚的丈夫一起前往以色列调查。她在耶路撒冷的检察官那里查看了大量案件卷宗，最终锁定了约旦河西岸的小城卡兰第亚，卡地普一家在当地赫赫有名。
找到凶手
劳拉径直找上了门。英语夹杂着几句阿拉伯语，她介绍自己叫劳拉，是一个美国记者。卡地普一家人非常热情。女主人把劳拉让进客厅，递上咖啡和桔子水。拉着窗帘的屋里，光线很暗。三个半大孩子挤在沙发上，更小的一些则在地上爬来爬去。
通过交谈，劳拉知道女主人的小儿子奥马尔在２３岁那年因杀人入狱，目前正在服刑。“这就是他”，顺着女主人的手指，劳拉看到了墙上的照片。她第一次看到企图杀害父亲的凶手。
“他杀的是什么人？”劳拉问。
“自然是犹太人，”奥马尔的侄子抢着说，“是个特工。”
“我不敢肯定那个人是不是特工”，说话的是奥马尔的大哥，“反正他是美国纽约市的什么头。我们听说他做过有损于巴勒斯坦人的事情，不然的话，也不会选中他。”
“就在老城那里，脑门上开了一枪。”奥马尔的大哥接着说。“开完枪后，他就把枪抛向空中，枪也就落在市场了”，女主人补充说，大家都笑起来。
从奥马尔家人的口中，劳拉得知，当年的那个团伙共有２５名成员，年龄都在２０至３０岁之间。
“也许，他是被逼无奈”，母亲说。
“才不是，是他自愿的，他自己还牛气得很”，枪手的侄子说。
“他为什么那样做？”劳拉问。
“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像我弟弟那样去做。只要你当过５分钟的巴勒斯坦人，你就有同我们一样的感受”，大哥回答。
“那对受害者呢？”
“这不是个人恩怨。他们素昧平生。”劳拉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知道自己找到了目标。但是，为了像个“记者”，她只是埋头拼命记笔记。
劳拉先后多次采访这家人，对他们说她正在写本书，问能不能同奥马尔通信，了解一些情况。“这家人不知道我是犹太人，而且是受害人的女儿。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问过我什么”，劳拉说。
一来二去，劳拉成了常客，小孩子不再躲她，而是常坐在她的腿上。一个孕妇甚至说要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叫劳拉。另一个女人取下手上的一枚戒指送给她，说：“这是给你的，从现在起，你就是卡地普家族的一员了。”那一刻，劳拉感到特别的惶惑，几乎忘了自己是做什么来的了。
劳拉听他们描绘对生活的憧憬与梦想。他们对她说他们非常想念奥马尔。“ 有时候，他们给我说他小时候的故事，而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劳拉说道，“可是，听着听着，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就回到了现实：这是仇人的家啊”。
劳拉的努力没有白费，奥马尔的大哥答应做他们的信使，偷偷传递信件。
他们开始通信。她说她想写他的故事，让读者了解他，了解他为什么要枪杀一个犹太人。她对他说她见过他要杀的那个老人：那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失去了祖父母，并且这个老人喜欢和支持巴勒斯坦人，并把这一点教给孩子们。
起初，奥马尔辩解说他所做的一切是“用武力反对占领的行动的一部分”。他写道：“请明白，恐怖同我们所做的自我拯救是有天壤之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奥马尔说他同她一样喜欢英国文学，也喜欢大海的味道。他还说他正在害哮喘。劳拉慢慢觉出了一种变化：奥马尔对自己的行为流露出了懊悔。他曾在信中坦言：“当你靠近他们并了解他们以后，就会知道原来竟有这么大的不同。”
以德报怨
１９９９年，直面杀父仇人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在劳拉去哭墙许愿后不久，３６岁的奥马尔要求保外就医，劳拉在法庭上见到了他。
“他看起来病的并不重，也不那么邪恶，”劳拉回忆说，“样子文绉绉的，似乎很高傲，还不时拍其他犯人的肩膀。那种神态和举动让我担心：他是真的有悔过之意吗？他难道因为把枪对准我父亲而成了个英雄？”
稍许的犹豫没有改变劳拉的决定，她要求在法庭上发言。在此之前，她写给奥马尔一个便条，请他理解她过去的行为和她马上要做的。
而后，她站起来对法官说：“我来自美国。作为一个记者，我认识了他的家庭，通过他的家人，我了解了奥马尔。我对于这个案件的事实也许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奥马尔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了后悔。我同受害人交换了意见，受害人认为１３年的监禁已经足够了。”
法官打断了她，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在法庭发这样的言。随后，她说出了令奥马尔、他的家人以及法官都大吃一惊的话：“Ａｎｉｈａｂａｔｓｈｅｌｏ！”这是希伯来语，意思是：我是受害人的女儿！
劳拉说：“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复仇。这就是我要面对他的时候。”
她对法庭上的奥马尔说：在你的信中，你曾经答应我决不再伤害任何人。我相信你。现在，这是有关我们两个家庭的问题了。她对奥马尔解释说，她之所以欺骗他和他的家人，是因为：“我深深爱我的父亲。我们是善良的人，我们不是军事目标，你们不可以杀害我们。”
虽然她做了有利于奥马尔的证词，法庭依然裁决奥马尔在２０１０年以前不得保释。
动之以情
２００２年３月，就在以巴局势极为严峻的时候，劳拉和他的父亲来到耶路撒冷，拜访卡地普家族。
“我深感不安”，戴维说，“我在想：如果别人欺骗了我一年我该是个什么感觉。我肯定不喜欢那样。我以为他们会恨我。”
但是，卡地普一家热情接待了他们，拿出食物、饮料招待，还为老爷子装了一袋水烟。美国广播公司把会见的录像带给奥马尔看。在录像带中，劳拉的父亲对曾想杀害他的凶手说：你是个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你现在还年轻。尽管你在监狱中度过了这么多年，你依然还要面对生活。看了录像，奥马尔说：“我非常敬佩他。看着他，就像听我父亲说话一样。”
奥马尔还透露了枪击事件的许多细节，他称呼劳拉的父亲为“朋友”：“那是我平生射出的第一颗子弹，也是最后的一颗。”行动时他没什么具体的目标，只是胡乱选了个戴犹太帽子的人。
“我在监狱里的这些年，每天都在反思这些暴力。我不赞同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来争取权利，我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
奥马尔还对劳拉说，她选择了积极的方式来复仇，现在，她成功了。
劳拉在哭墙许的愿灵验了。她写的那一个字就是：变。劳拉说：“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要的。我多么愿意相信，世界上的邪恶和恐怖都能变成善的东西。” （环球时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