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先生臂膀上还有反共刺青。

1945年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被美国和前苏联划分为北朝和南韩。

1950年至1953年间，半岛爆发韩朝战争。1953年7月27日，各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在北纬38度线附近设立非军事区（DMZ），将北朝和南韩分隔开来。同年10月1日，美国与南韩签订的了共同防御条约。然而，敌对的南北韩至今仍未签署正式的和平协议，也就是说，70年后的今天，两个国家是处于“停战状态”。

韩朝停火70周年前夕， 两位定居台北的前中国战俘接受了BBC中文的访问，讲述了当年的战俘生活，如何沦落为国际战俘政治中的棋子，又是如何被塑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共宣传“义士”，以及70年来人生足迹发生的种种改变。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到“反共义士”

叶树华1931年出生在山东广饶。 20岁的时候，他被中共解放军征招到北朝鲜参战。1950年冬天的一场战役中被美韩联军俘虏，被关在巨济岛一战俘营。1953年，叶先生来到台湾，成了蒋介石政权宣扬的“反共义士”。

不过，70年后，叶先生对自己的境遇仍然耿耿于怀。

他告诉记者说，为了将他们塑造成“反共义士”，很多战俘身上被潜入战俘营的国民党特务强迫留下反共刺青，致他们不敢选择回大陆，怕回去会有麻烦，“而且也没有面子”。后来不得已，他跟着一众来到了台湾，从一名年轻的共产党解放军人变成中华民国国军。

中气十足的叶先生向记者叙述说：“他们派特务渗透在内部鼓动，折磨我们，折磨你受不了，然后给你刺青。他为什么给你刺字?你是聪明人你想得到，就是不准你回去大陆，你回去没有面子，不好意思，丢人！别回去了。”

“不刺青，你肯定就回去了。劳改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要回去。”

叶先生的陈述，与近年史学研究中其他一些“韩战义士”的口述结果大致相符。

而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赞誉这1.4万来台中国战俘，称他们自愿来台成为“义士”。

当然，也并非所有“义士”都认为自己当年来台的选择是“身不由己”。

叶先生来自山东。

出生东北安东（今丹东）的那凤武先生说， 他对当年选择来到台湾之举没有后悔之意。

97岁他身上还留有反共刺青。他大方地向让记者展示这些纹案。那先生不愿置评两岸的现状，但他表示，在赴朝鲜半岛参战前，在中国大陆的从军伙食很差。“半碗饭没有菜，来台湾伙食充足吃得比较好，有牛肉，有饭能吃饱，那边就不行，住的也不行、吃的也不好。”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常成对BBC称，三年韩战惨烈的战斗中，其中后二年是双方“边打边谈”，而战俘的问题是核心。他解释说，战争打了一年后，陷入僵局，双方死伤惨重，因此开始停战谈判。但停战谈判的核心争议是美国提出，有关中国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有极大的分歧，开了575场会议，才达成停战协议。“可以说，韩战上半场是为领土而战，下半场是为战俘而战。”

1952年1月初，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代表在停战谈判中提出“志愿遣返”原则，意即允许战俘可以选择去台湾，不用返回中国大陆，但遭到北京及当时国际共产老大哥苏联的坚决反对。因此，战争又延续了约一年半。有分析称，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推出志愿遣返战俘的原因很多，包含“人道”，“反共意识型态”以及杜鲁门维系自己的执政地位等种种因素。即便白宫高层反对之下，他仍执意推动中国战俘“志愿”遣返之政策。

常成教授告诉记者，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史达林 Joseph Stalin）亦反对中朝就战俘问题妥协，坚持要中朝继续作战。常成说，根据史料，在1952年8月斯大林甚至冷血的告诉周恩来，“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伤亡惨重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

朝鲜领袖金日成眼看统一无望，之前已多次表示希望尽早停战。

常教授认同一些学者，包括沈志华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的意外转折发生在史达林在1953年3月过世后。新接任的苏联新领导班子改变韩战政策，催促中共停战，毛泽东在各种压力下，终于接受部分遣返战俘。

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

最终，2.1万余名中国战俘中有三分之一，即7110人被遣返回国；而三分之二，1.4万余人去了台湾。这即是“为战俘而战”的韩战后半场的大结局。

根据常教授的分析，这个结局却一直是中共高层心头之痛，战俘问题迅速在中国成为禁忌话题。他解释说，根据他的统计，在1952至1953年几乎天天占据中国官方《人民日报》版面的战俘问题，后来就几乎消声匿迹。

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尼克松）访问北京，在正式会谈中，周恩来突然对后者抱怨当年美国让蒋介石介入战俘遣返事宜，并说“我们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克制。”

韩战时期，对台湾来说，面对毛泽东准备武力攻台的威胁，摇摇欲坠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中国战俘计划中看到了机遇，国民党以没有出到一兵一卒，拿到最大的政治红利；根据史家研究，彼时美国同意与台北合作，推动战俘移台计划，许多国民党人士被派遣到韩国釜山及巨济岛两大战俘营，软硬兼施进行策反、游说或威胁利诱战俘来台的行动。最终多半中国战俘到了台湾，成为蒋介石内外宣中的“反共义士”，鼓舞了国民党军人士气。

华盛顿也因为韩战，重新思考东亚冷战局势及台湾的战略地位，让蒋介石政权得以维系，中华民国得到美国若干安全保障至今。

叶老先生来台后，先在台湾成家，军中退伍后，又在台北开了几十年的计程车，小孩长大成人后，他搬到位于台北三峡区，专门照顾退伍军人的“台北荣民之家”生活至今。

回首过去在战俘营的经验，他说：“我们来（台湾）的这些人都怕死，不敢讲，在部队上我不敢讲话，退伍下来我敢讲，我不怕，什么都讲出来；2000多特务渗透逼我们刺字，想回去也不敢回去……”

叶先生说，在他还小的时候，所在村庄的许多男丁便自组武装部队打日本军。 之后，他加入解放军，19岁的时候被派往朝鲜参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两岸开放探亲后，他才得以回山东老家探亲，至少回去5次。“以前母亲还在的时候，我每年回去一趟，她走了之后，我回去的少了。我母亲很厉害，她裹小脚，说我儿子不回来我死不了……”

老兵们在台湾陆续离世。照片为1991年的一场葬礼。

那老先生表示，自己是务农家庭出身，家乡在中国东北鸭绿江畔。他19岁被抓共产党“抓壮丁”成为军人。他本来在北京卢沟桥驻守，后又随部队调动去东北，在锦州及锦西驻守半年至一年，又去了葫芦岛。韩战爆发后，作为补充兵去了北韩，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

他说，他们几个东北、山东及四川来的新兵，最小16岁，历经的战役残酷至极。“兵不够乱转过来到北韩，都是小孩子，长时间夜晚或雨天行军，天气恶劣，有人累死，死的都丢弃在路上。到了战场直接作战，我们一个团打了三天，没有人了，打光了，全军覆没，炮火不停，肉体抵抗炮火，炮火密集和树叶一起下雨一样。坚持了三天就没有人了……被俘虏，住在俘虏营两年。”

来台之后，他被派发桃园一兵工单位，做修军车等工作，之后转换单位。搬来这个军人之家超过半世纪。他单身一人至今，没有成婚，“担心因为无法养活家人，跟着遭罪。”

1989年，那先生曾陆续回大陆看过家人四次，直到父亲92岁过世前都有将钱寄回老家，给同父异母的妹妹家用。现在父亲离世，自己年事已高，不敢贸然回去。

韩战后美国援助到台湾，包含面粉，台湾的饮食有了改变，从米食到面食。

被遗忘的战争

台湾解严后，言论自由开放许多，但有关来台中国战俘的故事一直没有被系统性的记载及研究，在台湾仅有一两本学术口述历史研究书。

中美两国都对战争中的个人，特别是战俘问题，讳莫如深。长达数十年中美官方对战俘历史的沉默，引起历史学者重新注意。

钻研韩战史多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访问教授常成认为，在韩战结束后的70年里，在美国一直是“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人们对朝鲜战争记忆多是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电影，如早年的《上甘岭》和《英雄儿女》，到最近的民族主义大片《长津湖》，都是宣扬当年“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的。

他向BBC分析，韩战后两年，在“边打边谈”中有12,300名美军和至少90,00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丧生，至少140,000朝鲜人死于空袭，14,000余名中国战俘去了台湾。但美方不愿直面当时为“战俘”而战，以致战争多打了一年半，造成重大伤亡的历史。相反，却试图淡忘这段惨痛历史的原因所在。

他说，为了阻止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6个志愿军战士、10个朝鲜人，还有数目不详的韩国军人因此死亡。在过去的70年，无论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或者南北朝鲜，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算术还从未被讨论：“这才是韩战后半段的本质——为战俘而战造成残酷而无谓的巨大牺牲，”常成说。

他解释说，身为历史研究者，韩战赋予后人的教训该是：对于任何官方的叙述及言论需保有警惕，不要全盘接受。“我们应尽可能地寻找原始档案、访问当事人，还原历史情景，从普通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他说。

2016年，朝鲜战争结束逾60年后，36名在韩国阵亡中国士兵的遗骸被运返归中国。

回中国的战俘

在中国，种种有关韩战战俘的纪录，官方及民间一直是不能公开的记忆，直到解放军出身的作家于劲女士在中国走遍大江南北，亲身访问数十名战俘后，在1988年在大陆出版了调查纪录《厄运》，首次向大众展示了有关韩战军人的个人记忆，以及战俘营内，反共及亲共团派的种种矛盾及血腥的斗争。

常成告诉记者，根据他多年亲访两岸战俘及大量历史资料分析，他认为“反共战俘”较早地控制了釜山及巨济岛两大战俘营，对其他战俘实施严密的人身控制、乃至暴力胁迫与思想灌输，以致多数战俘在1952 年4 至5 月的“甄别”（亦对战俘支持或反对遣返的意向调查）过程中，反对被遣返回大陆的人占多数。

然而，活着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回国后却饱尝人间冷暖。

引述一位中国战俘张泽石的说法，《厄运》一书写到，在战俘营坚持与美国及国民党特务抗争，一心一意要回祖国的军人反而没有多好的下场，甚至被认为是贪生怕死的投降者，“新中国的耻辱”。

有人被开除共产党籍，也有人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争斗中被批斗，也有蛮多士兵，因为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及之后受到的政治批判晚年精神失常。另一位回到中国的战俘章孝尘则告诉于劲女士，在集中营里，他们被视为战犯，“回国后反成为叛变分子，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歧视。”

此外，美国华裔作家，解放军出身的哈金，20年前也写过一本英语小说“战废品”，纪念曾经是韩战军人的父亲。哈金在后来自述中说，小时候曾见过从韩战回来的战俘，“他们在边境的农场做苦工，连他们的孩子也常受人欺负。”从军后，哈金在吉林省的中苏边境驻守，他说，当时大家都对死亡都有心理准备，但却害怕被俘虏，因为活着回国会被当作社会渣滓，“成为家人的累赘。”

一位来台的韩战老兵潘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