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教过我的教授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说他杰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和学识，更是因为他的确把学术做成了游戏，又把游戏玩成了人生。
90年我申请读博士的时候，他是系上的研究生督导，所以理论上讲他对我有知遇之恩，因为他的职责，不光是管理在读研究生，还负责推荐和招收新学生。不知道祖上哪一轮的风水起了作用，反正他是把接收入学的通知发给了远在中国内陆，又不具备名校背景的我。而且在此之上，还附送了一份厚重的研究生院奖学金，担保我三年之内可以甩着手读书，给教授们干活只是纯粹的义工行为。
初到校园，第一位打招呼的人，是系上的秘书老太太，胖胖的南方女人，彬彬有礼的客气中，永远让人在笑容之下隐隐地感觉到古老庄园的高大。见到的第二个人，就是他，Dr. B，因为他的办公室就是系办公室里面的一间小小的内室，他正好在里面。我报到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成为系主任。
他是个高大的人物，有没有一米九不知道，但是至少一米八好几。他身材不算瘦削，但是绝对说不上肥胖，虽然从来没有听他这位”宅男“说起过运动之类的话题。他很和蔼，说话语速均匀，言谈中包含着自信满满的坦然和宽容，说着话，偶尔会于思考中捋一捋自己的八撇胡。
他是文学系的教授，但是偏爱西方哲学，专事诠释评论当代的左派激进哲学思潮，话题涉及音乐和电影。对于我这个痴迷尼采的文学系学生而言，他自然成为一位具有天然亲和感的导师。而他对爵士乐的情有独钟，也是非常地合乎我的口味，虽然不能象他那样弹一手流畅的爵士钢琴。身为嬉皮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他是个典范的左派思想家，对马克思和尼采，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和颖悟。随便哪个学生挑起一个话题，报上一段引文，他就可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津津有味地地和你扯上半天，十足的博闻强记。每次听他讲课，看着他没有讲义，没有讲稿，或站或坐，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总是不自觉地想到钱锺书，想到管锥编中的那些”扯淡“。
他很牛，是那种目中无人而又不会让你感觉到目中无人的牛，或者说即使感觉到了也会欣然认可的牛。系上的教授们，多半出于藤校，剩下个别，或者是UCLA，或者是Indiana 这类本行内的优秀系科，只有他一人，出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公校，但是系上仅有的两位University Professor 中，他是其中之一。系里有政争，不论是他自己阵营中支持他的人，还是对方阵营中对抗他的人，对他的学问，不论是当面还是背后，课堂上还是私下和学生们交谈之中，都是一致的宾服。外面的学界，更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把他称作领域内的monument。
Dr. B也有让我吃惊的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不光是一个学者，也具备做政客的本领。有一次他在家里开party，请系上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们参加。秘书老太太的丈夫，是当地的sheriff，也是宾客之一， 而Dr. B的太太，好象是地方上某个委员会的委员，与sheriff 的权力范围有交集。party上，Dr. B好象刻意地与sheriff 交谈斡旋，几乎到了忽略其他人的地步。看到他和sheriff称兄道弟，端着酒杯，彼此拍着肩膀喜笑颜开的样子，我心里不自觉地勾画出Dr. B站到肥皂箱上竞选议员的场景。
Dr. B是一个平权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在以白人为主体的教授群中，他对异类的非洲学生，亚洲学生，gay学生，和肤色与自己一致的白人学生，有着几乎是天然无雕琢的一视同仁。课堂上讨论，他总是以first name 称呼学生，不论是口音浓厚的非洲学生，还是我这样结结巴巴的大陆学生，抑或是口若悬河的本土学生，他都会认真倾听，然后给予客观公允的赞许或者批驳。同学中有一位女生，典型的”南方蜜桃“，私下对我说，Dr. B是系上对国际学生最为公平甚至呵护的教授。当然他的呵护，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毫无原则。在我之前，系上有一位大陆来的学生，是南大英语系陈嘉的弟子，跟他做学生。两次博士资格考试都不理想，虽然有其他华人教授说情，但是最终被他fail 掉，没能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拿了个硕士学位就离开了。
Dr. B 也有过一次让我恨得牙齿痒痒。那是暑假，我在Sam‘s Club里买东西，迎头撞上他。他除掉了寻常间的西装领带，一身短打扮，短裤背心，活脱脱象是一个contractor。看到我，他笑眯眯地问我暑假在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地方可去，就和别人一起在给学生宿舍刷墙上的油漆。他问我累不累，我说活不累，就是无聊。结果他嘿嘿讪笑着说：“I hope the paint doesn't poison your brain”。我当时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可怜，因为他可真是一针见血，针针扎心。。
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交term paper，完全是按照国内写论文的方式，有思辨，无实证，狂谈主义，不解问题。他把我叫去，对我说，我不会在你的文字上苛求你，因为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篇论文，虽然你的argument 很有力。论文不是这样的写法，我可以和你认真讨论MLA的标准和模式，然后你把论文改好再交给我。那一天，实际上才是我学习写论文的正式起点。我回去认真研究了MLA手册，和Dr. B反复讨论了好几轮，认认真真做了文献检索，剔除掉了所有自认为”阳光下之新事儿“的陈述。那篇论文，他后来给了我一个A+。
常常想，Dr. B如果做黑帮老大，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人选。我做完博士论文，呈交给委员会诸位成员审阅，大家都通过了，当然也许不是因为论文本身，而是买Dr. B的面子，不愿意为难他老人家的学生（其实他不老，那时候还不到五十）。不过，有一位教授出来作梗，说是他不能接受我的论文。那时候我已经离校打工，Dr. B把我叫回去，和我讨论如何做一些修改。我回去认真改过，再次把论文呈交给委员会，同样是大家都通过了，也仍然是同一位教授作梗。那位犹太人教授刚从哈佛毕业，到系里任教，也许是为了想要提升自己的威望和形象，而不惜与系里的大牌教授们作对。记得Dr. B约我周六上午去一个咖啡馆喝咖啡，讨论论文。结果去了之后，他没有多说论文的事情，就是和我扯了扯工作，还有平板电视和音乐，然后说论文的事情他已经想好解决办法，不必过虑。几天之后，他通知我把那位犹太教授从答辩委员会里除名了，换了另外一位教授，如果我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就定下日期答辩。他的霸道，可见一斑。那位犹太教授后来并没有在系里待下去，不久就离开了。
写这篇短文之前，到网上找来Dr. B前几年讲学的视频，虽然老迈了许多，但是风格一如既往。贴一张照片在这里：
